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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美龄:我能让张学良“迷途知返”

时间:2015-03-30 11:47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 
“兵变”噩耗传来
1936 年12 月12 日,我在上海。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:“西安发生兵变,委员长下落不明。”闻此噩耗,不啻晴天霹雳。
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、无线电报以及陆地、空中交通,皆告断绝,过了好几个小时,仍不能得准确消息。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,英文报纸,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。13 日早晨,我和孔部长及端纳(澳大利亚人,先后任孙中山、张学良、蒋介石的顾问,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)仓促赶往南京。无奈,南京同样没有确切消息。
(国民党)中常会已于12 日深夜开会,决定: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,交军事委员会严办。这天早晨,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“全国通电”,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、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,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。通电称:彼等“涕泣诤谏,屡遭(蒋介石)重斥”,故不得不“对介公(蒋介石)做最后之诤谏”。通电中,他们还提出了“救国主张”的八项要求,希望南京当局“开诚采纳,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”。
这八项要求是:改组南京政府;停止内战,停止剿共;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;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;保障言论、出版、集会自由;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;实行孙总理遗嘱;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。张、杨的电文也指出: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。
 
 
 
兵变发生,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:我是女人,世上之人,必定以为我是女人,遇到突然的兵变,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。所以,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,从全局考量对策。看了张学良、杨虎城的通电,我的第二个念头是:如果处理得好,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。于是,当天晨8 时,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,告诉他: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,准备立即飞往西安。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,盼其立即复电,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。
13 日上午,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:一是给孔祥熙部长的,一是给我的。为节省时间,我和端纳决定:端纳于13 日午后,先直飞洛阳。另外,我请端纳携两函,一函致委员长,一函给张学良。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,我告诉他:他的这一举动,虽然十分鲁莽,但我敢断定,他发动兵变的本意,并无断送国脉、陷害领袖的恶意,因此,他必须及时自拔,切勿贻误时机,以致后悔不及。
端纳乘坐的飞机,13 日下午起飞。还好,到了晚上,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,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。端纳告诉我:13 日白天,中央军的30 多架飞机,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,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,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。还说: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,定于明晨直飞西安。幸好,当天夜里,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,说他欢迎端纳入陕。于是我放心了:端纳所乘飞机,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,被人击落。
中常会上舌战高官
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:委员长回京之前,由军政部长何应钦,负责指挥、调遣全国军队,空军亦归其统辖。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谣言,也忽然流传开了。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,但我仍然有个直觉:事变可以稳妥解决。于是,这一天的我,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,其一,只要多做忍耐,和平就不会绝望;其二,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,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。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,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、空军的轰炸所误中,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。谁知道,中常会上,我陷入了“立即攻打西安”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 
 

有人说:“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,应当立即进兵,剿灭西安叛兵。”我当即反驳说:“今日之中国,假如没有委员长,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。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,不去救他,请问,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?”我刚刚说到这里,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:有人说,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;有人说,国家利益,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;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“彼一妇人耳,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”。我立即大声说:“我虽是一名女性,但我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。如果委员长一死,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,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。但处理西安叛变,如立即挞伐,直接轰炸,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,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,立即陷入兵燹之灾……不仅如此,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,白白浪费。因此,为了救中国,我不得不吁请诸位,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。”
这时,会场里很安静。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:“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。”此言既出,会场哗然。在座高官,皆曰“不可”。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,说:血与火充塞西安,西安城内,已成赤色恐怖世界。对局势悲观者,更认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,日后也难免一死。大家对我的劝说,归纳起来就是:此时我赴西安,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,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……至散会,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“暂缓攻打西安”,但我飞西安的设想,仍遭到极力反对。从中常会出来,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,询问目前情况下,应当如何应对。这中间,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,最为迫切,他们要求我“立即发表讲话”。于是,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,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。
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,同时也指出: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,遇事一定要镇定,切勿感情用事。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——端纳,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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